对外贸易方面，朝廷则借鉴了北宋时期“榷场”制度，重设各大港口市舶司，依沿海分区设立“通番税则”，专收进出口之税。
如广州、泉州、宁波三大港口，根据商品种类、船只吨位和交易额，重新定下定额税率。
原先混乱的折冲、贿赂之风一去不返，市舶官员由朝廷亲派监察御史巡检，不得私改税额。
海外商贾初时颇感震动，担忧朝廷要收网，不料新政一出，却发现规则清晰、手续简便，反而比从前那种靠送礼打通关系、层层剥皮的旧法来得更省钱。
如暹罗国商船、琉球贡队、葡人牙行、胡商马帮，都在新税法下顺利通关，交易繁盛，国库日进银两如山。
新税法推行半年，仅南直隶一地，便为国库增银两千八百万。
若加上江浙、闽广等地的海关收入，大明国库每年稳定新增八九千万两，实为盛况空前。
朝廷因此得以拨款修河工、补军械、赈灾荒、助学堂。
江南百姓尤其受益，织造业、印染坊、瓷窑、纸坊等民营作坊重焕生机，百工安业，青壮不再逃税谋乱，反而争着纳税取信。
各地知府更以“纳税人数增长率”“正税比重”列为考评之重，清吏清法，吏治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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