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由于其他前来投奔的东北空军人员做担保，我等几人被批准加入民国空军，但仍不被信任，不时有其他学员，挑衅的问我们：“日军是不是满洲人邀请来的……，东北军为何不抵抗就入关了……，现在你们的皇帝登基了记得去给他磕头……”次数多了，打了几次架以后，我选择不再回应，默不作声的装作没听见走开。
1934年秋季我作为航校第三期毕业后，由于东北出身，一时没有作战中队肯要，于是航空委员会和校方商议后让我暂且留校做见习教官，到1936年夏又安排我赴美学习和验收在美购买的飞机。
到1937年抗战爆发，我被从美国紧急召回，经香港回国后，以空军少尉军衔被安排去西南地区协助后备机场建设和兵工厂搬迁工作。
1938年到41年，苏联派飞行队援助期间，我被调往西安，每月执行1，2架次的驾驶苏联伊15战斗机，从兰州飞到西安的转场任务，但不参与空战，后来得知这种相对安全的转场飞行，每月飞行员损失也达到十分之一。
1941年苏援志愿队撤离后，可用飞机日益减少，我被航空委员会调往川西防空处参谋处做参谋。
防空辖区内只有少量高炮，却要负责方圆几百里的广大面积，兵力实在不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预警和疏散上。
我和气象局的人一起量风速、记水位，编制防空作战和居民疏散等计划，敌人会不会来、从哪边来，谁也说不准，方案多半停留在假想状态。
情况一直到1943年才有好转，随着驼峰航线开通和飞虎队到来，我也被重新启用，此时和我同辈的飞行员，七成左右已经战死，东北空军剩下的更少，我先被晋升到上尉调到昆明的中美空军联络科，后被选派到印度去接收新的美国援助飞机。
1943年10月21日，我来到甸针机场，当月是我在这里的适应阶段，下月才会进入执勤排班序列。
我只需要拿着简图能看懂机场布局、熟悉美式指挥流程。
美国中队长对我说：这里大部分战斗都会爆发在天刚黑的时候，日本飞机趁着夕阳起飞，到我们这转一圈扔几个炸弹，然后趁着夜色溜走，但白天也常会在这附近趁机袭击路过的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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